一、Telegram的消极配合

1. 服务器境外化阻碍调查

Telegram服务器位于海外（主要位于迪拜和阿联酋），韩国警方无法直接调取数据，只能通过国际司法协作或邮件请求删除非法内容和用户信息，但响应效率低下。例如，删除非法视频需耗时2-3天，而用户数据请求长期未获回复。

2. 技术特性加剧取证难度

平台采用端到端加密、匿名注册、“阅后即焚”等功能，使得犯罪证据难以固定。即使受害者照片被传播，警方也难以追溯源头和扩散路径。

二、韩国警方的应对措施

1. 有限的数据获取成果

在2020年“N号房”主犯赵主彬案中，韩国警方通过技术手段（如追踪加密货币支付记录）抓获部分运营者，但未能从Telegram直接获取全部26万会员信息。

2. 法律施压与国际协作困境

韩国多次要求Telegram配合，但受限于跨境数据调取的法律障碍，实际成效有限。2024年新型“深度伪造N号房”事件中，警方仍面临相同难题。

三、事件最新进展与挑战

1. 新型犯罪技术升级

2024年8月，韩国再现利用深度伪造技术（Deepfake）合成的内容群组，犯罪模式与“N号房”类似。犯罪者通过Telegram收费频道制作并传播伪造的熟人内容，已有超700名受害者求助，但平台配合度未见提升。

2. 社会舆论持续施压

民众发起联署要求公开涉案者信息（累计超250万人请愿），但Telegram的匿名机制使参与者身份难以全面曝光。韩国总统尹锡悦已下令加强打击力度，但根治仍依赖国际协作与技术监管突破。

结论

Telegram因其技术架构和运营策略，客观上为数字性犯罪提供了隐蔽空间。尽管韩国警方持续打击，但平台未实质性配合信息提交，导致犯罪溯源和受害者保护困难重重。未来需通过强化国际合作、立法约束加密平台责任等方式破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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